戰時體制下的台灣教會
日治中期台灣教會3（1937–1945）：同化、抵抗與信仰的掙扎
參考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》卷一、卷二
一、同化政策與教會的肆應
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，日本推行「皇民化運動」，要求台灣人加強日語常用、強制參拜神社、家庭奉祀「神宮大麻」、推行日本生活樣式，1940年起更鼓勵「改姓名」。文教方面，禁止學校漢文課程、廢止報紙漢文欄、禁止傳統戲曲，企圖去除漢民族色彩。
語言政策
廣設「國語講習所」，廢除公學校漢文課，推行「國語化」運動
宗教管制
強制參拜神社、家庭奉祀神宮大麻，實施寺廟整理
生活改造
推行日本生活樣式、鼓勵改姓名，強化日本精神涵養
文化壓制
禁止傳統戲曲、廢止報紙漢文欄，台人家庭正廳改善
振作國民精神：教會的戰時表態
戰爭初期，基督徒對「母國」與「祖國」的開戰未有立即的反應，信徒認為自己也是「國民」，不但沒有呈現衝突，反而積極傳道，展現「信仰生活化」、「生活信仰化」的態度。
1937年11月《台灣教會公報》頭版社論首度對戰爭表態，指出教會有兩種「獨特奉仕」：
祈禱報國
心存「國家命運落在吾等肩上」的信念，神會祝福正義之師，儘速打敗惡勢力，神的和平就會到來。
傳道報國
福音的奉仕即是用靈的能力、血淚與奉獻生命來報國，基督徒必須投入總力戰，不可互相攻擊、分群結黨。
基督徒的自我定位
基督徒把「非常時」視為「末世」，勸人注意「世界結局」的問題，表示愛國心與愛教會心同為現代基督徒「急務中的急務」。
教會雖面臨困難，卻是預備受上帝的賜福與教會「醇化」的良機，符合耶穌「死裡復活」的意義。
基督徒以身為國民模範為目標，將信仰的進取精神融入到社會服務的領域，對「振作國民精神」採取積極的態度。
「愛國心與愛教會心同為現代基督徒急務中的急務，在『聖戰』中以祈禱出擊、支援並得勝。」——《台灣教會公報》投稿
普及日語政策：教會的順應與配合
1937年皇民化運動勃興，當局認為「皇民」必須常用日語，廣設「國語講習所」，廢除公學校漢文課，取消報紙漢文欄，致力於家庭、部落及市街庄的「國語化」。
1
1937年
皇民化運動勃興，廣設國語講習所，廢除公學校漢文課
2
1938年起
部分地方官員要求宗教人士必須用日語講道，南部教會獎勵日語授課
3
1940年
逾50位牧長更改日式姓名，部分受政府認定為「國語家庭」
4
戰時
教會報改成日文與白話字合刊，議事錄「以和文為正本，以白話字為普及版」

官方雖有局部限制當地語言，但並未全面禁止教會在禮拜中使用台語。基督徒頗為配合政策，南部教會明文獎勵用日語為兒童授課、採納日本國內出版的教材或開授日語聖經科等。
1940年：對國策呼應的最高峰
1940年，基督徒對「國策」的呼應達到最高峰。南、北多位牧師前往東京參加「紀元2600年式典暨奉祝會」，被選派參加的48位台人代表都是各界領袖，南部教會名列其中。
「式典非常嚴肅莊重……實在是國家曠古未有的盛典……各人無不感覺皇恩的浩大。感覺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也有大光榮。」——楊士養牧師
奉祝禮拜日
訂定「皇紀2600年奉祝禮拜日」，各教會同步舉行紀念儀式
日台教會聯合
日、台教會在高雄市公會堂聯合主辦「皇紀2600年奉祝高雄州下基督教信徒大會」
宣言發佈
宣示「奉贊扶翼皇運，圖謀具體實現八紘一宇之精神，期望高舉宗教報國之實務」
要言之，基督徒對於國家政策未有反抗，大抵抱著順應的態度。信徒熱切佈道，瞭解「傳道報國」是「新體制」之急務，各教派放下身段，追求以聖經福音為中心的結合。
二、宣教師撤離與教會的自立
撤離的背景
中日戰爭爆發後，日本政府對外國人的管制趨於嚴格。1939年，內務省限制外國人居留的權利，旅行都要向警察報備。台南神學校畢業典禮時，州教育課派員監視。
1939年
校長滿雄才夫婦率先返英；劉忠堅離去，服務逾30年
1940年
萬榮華、烈以利、連雅麗、杜雪雲及林安相繼離去
1940年11月22日
南部教士會正式裁撤，從基隆搭船離開台灣
1941年12月
日本攻擊珍珠港，內務省命令驅逐或拘禁外籍人士
教會的自立
宣教師撤離後，台灣本地教會領袖接手方向舵，航向未知的旅程。各中會紛紛宣告財政獨立，切斷與宣教師的關係。
「台灣人不是日本人，更容易受到懷疑，基督徒的合一必須慢慢成長，不能用機械式的手段。相較於其他宣教區，台灣有絕佳的能力來面對這個遽變中必須承擔的張力。」——安義理宣教師

所幸台灣的宣教師在1940年底即全數離開，他們留下周詳的配置計畫，也避免許多不可預測的危險。本地教會領袖就在驚濤駭浪之中，倏忽接下方向舵。
三、宗教統合與教會的迎拒
1940年，日本政府實施〈宗教團體法〉，命令各宗教「因應時局」進行合併，並以日人為教會代表，斷絕與宣教師往來，甚至要求削減「耶穌復活」，融入皇道思想。1941年「日本基督教團」在政治力介入下產生。
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希望加入教團成為第12部，但申請遭駁回。台人無法加入教團，唯恐遭到孤立，1943年召開臨時台灣大會，議決廢除南北「大會」、創設「總會」。
申請遭拒的原因
  • 教團認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不是獨立教區
  • 南北尚未合併，申請手續不完備
  • 在台日人教會擔心合併後勢力被架空
南北合一總會的困境
  • 事務所設在台南，北部代表覺得不公平
  • 部分台人認為合併並非自願，乃是被迫
  • 日人上與二郎仍逕自籌辦「符合日人標準」的戰時教會組織
1944年教團成立
  • 標榜「日本性格」，以上與二郎為統理者
  • 宣示「遵從皇國之道，貫徹信仰，各盡其分」
  • 透過行政命令，政府可徵用教堂
教團的強制與台人的無奈
上與二郎的強硬手段
楊士養牧師回憶，上與二郎籌組教團時，態度「不像牧師，而像警察」，強制將台南新樓土地登記到「私立台北神學校維持財團」名下，引起南部教會極大不滿。
「今『總會』才剛開完兩個月，你若早點跟我們講，我們就不用費那麼多精神和金錢！」——楊士養等南部教會領袖
教團的實際效果
儘管教團聲勢浩大，但戰爭烽火逼近台灣，實質影響力有限。領導幹部先後入伍，人事難以遞補，機構只得縮編。
組成「戰時挺身隊」
以「抵抗敵人之思想謀略」及「促進今後之思想防衛」為名
美軍猛烈轟炸
挺身隊毫無用處，各地教會因人員疏散，禮拜聚會接近停擺
教團幾乎無法運作
持續到終戰，命運非常短暫，實際效果不大

日本政府收編台灣各個教派，逐步設立基督教統合組織，最終成立教團。不論台日民族、教派差異，在教團大傘下，政府得以接管教會的所有資源，透過日人領導幹部，對教會發號施令，以宗教協力戰爭。
四、皇民奉公與教會的困境
1941年4月，總督府成立「皇民奉公會」，徹底動員全島襄助戰爭。1942年8月，「台灣基督教奉公團」成立，明揭要旨：「奉戴對美、英兩國之宣戰大詔之聖旨，發揮皇國民之本分，盡基督教報國之責，以資鍊成皇民為目的。」
國民儀禮
1943年11月，皇民奉公會通令全台，公眾集會前必須實施「奉唱國歌、遙拜皇居和神宮」的國民儀禮。教會禮拜同樣必須實施，基督徒在法律限制下被迫配合，內心痛苦難言。
鍊成會
1943年總督府文教局召開「中堅教師鍊成會」，強調傳教師的「思想改造」，灌輸神道宗旨和國民精神。與會者要先參拜神社，進行苦鍊修行，絕大多數傳教師非常排斥，視之為「最痛心之洗腦事件」。
勤勞奉公
「鍊成皇國民」以勞動服務為臣民義務，基督教奉公會在徵調之列。嘉義教會牧師宿舍被徵用為日軍防衛團駐所，傳教師被迫充任防衛團員，種種作法令人疲於奔命。
「我每次在行國民儀禮中，向神宮、皇宮鞠躬遙拜的時候，我的眼目是望著別處，我心裡一點點也沒有敬拜的意思，鑒察人心的上帝必定知道，祂必不算我是在敬拜那些神祉。然而，心靈深處的痛楚是無法抹滅。」——許有才牧師
基督徒的困境：個案與見證
戰爭期間，被視為「洋教」的教會處境更加嚴酷。日軍唯恐基督徒暗助英美，全力搜查信徒名單，各地教會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與監視。
蔡培火——追求和平的代價
1937年出版《東亞之子如斯想》，呼籲中日和平相處，結果被日本指為反戰通敵的禁書，1938年遭到拘禁。1941年更出版《檄基督教之友》，希望日本基督徒秉持博愛精神，建設東亞和平。
韓石泉——苦難中的信仰抉擇
台南基督徒醫師，因漢人身分受日人質疑。1944年3月醫院遭空襲全毀，長女身亡，打擊甚大。但韓氏反在苦難中堅定信心，決定受洗，將喪女之痛交託於信仰的力量。
黃武東——在壓力下護衛信徒
憲警不斷施壓，要求提出長執名單及住址。黃武東推說大轟炸期間信徒已疏散，不知去向。他被徵調為防衛團員，宿舍被軍方徵用，嘉義軍用機場更被轟炸，全區暴露在戰火之下。
劉淇水——遭誣陷的牧師
海埔教會牧師，1943年被選為保正，受地方愛戴。但日警設計誣陷，指他「將天皇相片張貼於教會廁所中」，拘禁三個月。各地教會在戰時遭受各種無端迫害，信徒陷於恐懼之中。

日人以民族偏見認為基督徒傾向英、美，以各種方法加以約束、監視。種種因素，造成基督徒「傳道報國」認同的轉變，益發萌生台灣住民的民族認同。
信仰的堅持與歷史的反思
基督徒在複雜的身分認同中，藉著信仰不斷忍受苦難，也獲得安慰。無論如何，國家神道最終並未取代基督徒的信仰。在官方強勢的政令與宣傳下，基督徒沒有公開、明確反對戰爭，只是希望和日人合作，謀求社會的安定。
台灣的特殊處境
台灣只是殖民地，基督徒僅佔人口1%，很難像反納粹的基督徒一樣發出嚴正的抗議。德國的潘霍華能夠本乎基督徒的道德感，做出近似叛國的行動，但台灣受到龐大的國家力量支配，很難有所謂「積極」的作為。
沉默作為抵抗
在高壓的情況下，多數人採取沉默作為抵抗。遺憾的是，置身事內的時人，後來因受到「去日本化」和「再中國化」的政策影響，其回憶錄或傳記大多傾向扁平化的反日史觀論述，許多人不願、不敢表露心跡。
避免「時代的錯謬」
後人根據反日史觀，批評時人不敢玩事、沒有勇氣、缺乏信仰良心。這種「後來的聰明」很容易陷入「時代的錯謬」。缺乏同情的理解，讓時人受到雙重的誤會，既忽略忍耐中對傳道的期待，又漠視順應中對報國的熱切。
身分認同的深層課題
日治時期的台灣基督徒很多人生而為日本國民，他們「愛國」似乎沒有錯誤。「傳道報國」的理念是否合乎信仰、方式有無適當，確實值得討論，但倘若一般台人的消極應對已是最大的限度，則基督徒的身分認同毋寧是更值得設身處地思考的課題。
「台灣人在外表上曾一度被日本生活樣式所取代，似乎天照大神的光芒掩蓋了其他宗教信仰，但無論如何，國家神道最終並未取代基督徒的信仰。」